序言
1900年的无锡荣巷，还是一个寻常的江南小镇。谁也想不到，从这里走出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会在此后半个世纪里缔造出横跨”衣食”两业的商业帝国。他们从钱庄学徒做起，一步步建立起遍布大江南北的面粉厂和纺织厂，被时人誉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鼎盛时期甚至做到了”衣被半个中国，食供万家餐桌”。
更令人称奇的是，当无数显赫家族在时代巨变中烟消云散时，荣氏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因主动配合”三大改造”成为党和政府倚重的”红色资本家”，改革开放中创办中信集团，后来还担任了国家副主席。到了第三代，荣智健凭借中信泰富的出色业绩，连续数年问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在中国传统里，“富不过三代”几乎是一道难以打破的宿命。可荣氏家族偏偏做到了三代人各领风骚，在不同的时代浪潮中都站稳了脚跟。他们的故事，不只是一部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史，更是一堂关于家族传承与治理的生动课程。
这个家族究竟有什么秘诀？他们如何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政权更迭、运动频仍的动荡岁月中存活下来？兄弟如何同心、父子怎样传承、家族靠什么凝聚？让我们走进荣氏家族的百年浮沉，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第一章
沪锡风云：兄弟联手奠基业
荣家在无锡曾是望族，远祖水濂公在明朝为官，看透官场尔虞我诈，携子孙移居无锡乡下，定下家训： 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后此三百余年，荣氏无一人参加科举，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家后人经商多有所成，代代相传，积累了不少财富，家族日益壮大。
到荣熙泰这代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秀成攻打南京曾取道无锡荣巷，荣姓男丁遇难者不计其数，几近灭族，恰巧荣熙泰到上海做学徒，等他回来，已成为这支系唯一男子。之后，荣氏衰落，后人多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为业。荣熙泰到上海一家铁匠铺做学徒，习得一技之长，他为人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几年后又被提拔为会计，做起账房先生。后来荣熙泰通过族叔在晚清官场结识权贵，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与人脉。
荣熙泰看透了官场的虚浮与风险，深知“小官得资不正，大官无本事做”，遂将希望寄托于商业。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和磨炼。荣熙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荣宗敬（1873年生）和荣德生（1875年生）从小送到上海的源昌钱庄当学徒，亲身体验商业社会的历练。这种早期的实践教育让兄弟二人从少年起就学会了精明理财之道，也磨砺了吃苦耐劳的品性。
1896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父亲筹划支持下，于上海合资开设“广生钱庄”，踏出了创业第一步。这段从学徒到经营钱庄的经历，使他们洞悉金融与贸易脉络，并为日后转向实业埋下伏笔。
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外货充斥市场。然而荣氏兄弟敏锐地发现，“衣”“食”二字系民生之本，面粉和棉纱永远有刚性需求。在钱庄工作中，荣宗敬注意到上海及江南各地大量汇款业务来自棉花、面粉贸易；八国联军入侵期间，上海市场萧条，唯独北方运来的小麦、面粉畅销无阻。荣德生则在广东厘金局当账房先生时了解到，在众多商品中，红（火柴）、黑（煤炭）、白（面粉与棉纱）是百姓生活必需品，其中进口面粉甚至免税，市场巨大。
兄弟俩受到实业救国思想感召，钦佩实业家张謇的抱负，立志“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纺织厂”，以发展民族产业抵制洋货、振兴国家。他们常对后辈强调，生意不仅为利，更要与国家民生需要相结合。这种家国情怀使荣氏创业自带使命感：正如荣德生所言，“我们不忍见大量失业壮年沿街乞讨”，开办工厂也是为救济社会、解决民生之困。
1900年前后，荣氏兄弟卖掉钱庄，毅然投身实业。他们先在家乡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福新面粉厂等，继而扩张到上海、汉口等地。1902年荣家创立茂新面粉厂，推出“兵船”牌面粉，以品质优良迅速打出品牌。1915年前后，兄弟俩又投资纺织业，在上海开办申新纱厂。
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荣氏竟成功收购了一家日资纱厂（恒昌源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在当时外资垄断棉纺行业的大背景下，中国商人反过来收购外商工厂极其罕见，这场收购被视为民族工商业的荣耀之举。荣宗敬感慨，“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不如自己来办”；通过逆向收购外资企业，他证明了华商振兴实业的决心与能力。这种胆识和气魄，正体现了荣宗敬敢为人先的创业创新精神。
荣宗敬和荣德生性格迥异，却珠联璧合，共同缔造了荣氏实业版图。兄弟俩合作近30年，形成了以兄长为核心、弟弟为辅佐的“一核两极”治理架构。荣宗敬敢闯敢拼，喜欢“踩油门”高速扩张；荣德生稳健持重，善于“踩刹车”控制风险。在业务分工上，荣宗敬常驻上海，开拓都市市场；荣德生扎根无锡老家，经营后方基地。
尽管两人在经营理念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存同求异，心心相印”，彼此信任、优势互补。荣德生非常敬重兄长的魄力和决断，坦言“事业之大，全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同时，两人约定俗成地容忍彼此在战略上的不同见解，各自开辟新领域，但一旦某方遇困，又以手足之情守望相助，拧成一股绳共渡难关。这种“求同存异、内部分工”的治理模式，使荣氏企业内部始终保持多样性和创新活力，又确保关键时刻的凝聚力。
家族企业常见的内耗和纷争在荣氏这里几乎不见踪影，反而几次因为“分歧”带来了转机：例如，抗战初期荣德生女婿李国伟坚决主张将部分企业内迁西南，以备战时之需，当时家族中不少人并不看好。然而日军侵华后，荣家位于上海、无锡的工厂大多毁损，反而是李国伟在内地湖北、四川等地开辟的新工厂撑起了一片天空。这段经历证明，荣氏兄弟在治理中保持战略多样化，为家族企业预留了韧性与回旋空间。
在企业经营方面，荣宗敬总结出“四求”原则：“建厂求快、设备求新、开工求足、扩展求多”。他秉持“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销以竞市”的理念，抓住当时中国广大市场尚未饱和的机遇，不断投资新厂，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这种激进扩张策略使荣氏企业在短短二十年间开办了21家大型工厂，产量占全国同行近半。
荣家的滚雪球式扩张得益于良好的信誉和金融杠杆：每建成一家厂，就将其抵押贷款，再投建下一家，如此循环往复，企业越做越大。据家族后人回忆，荣氏兄弟为人至诚，银钱业（银行钱庄）十分信任他们，“知道他们不是靠欺骗度日”，因此即便在金融风波中银行仍愿伸出援手。事实证明，荣宗敬本人不仅是实业家，也是金融高手——他曾以公司或个人名义参股多家银行钱庄，担任中国银行董事，并成为上海储蓄银行大股东。深厚的金融背景为荣氏企业提供了稳健的资本支持。
与此同时，荣氏兄弟坚持“诚信不欺，保质保量”的商业道德。茂新面粉厂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深受欢迎，不仅因为采用美国进口磨粉机，更因为他们严把原料质量关，把发霉变质的小麦坚决剔除，从不掺次充好。正是这种诚信经营使“兵船”牌赢得市场口碑，产品远销海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需求激增，外国一次就向茂新订购几万包乃至数十万包面粉，荣氏面粉成为中国出口面粉的标杆。1926年，荣氏面粉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大奖，上海面粉交易所甚至规定以“兵船牌”作为面粉质量标准粉。荣氏家族用实际行动证明，靠品质和信用立业，才能基业长青。诚如荣德生在自办刊物《理财芻议》中所倡导的，实业家应秉持道义，取信于民，这既是商业成功的基石，也是家族传承的精神财富。
荣氏的创业不仅着眼于自家财富，更怀抱反哺社会之心。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在临终遗言中特别嘱托兄弟二人：“如有余力，当尽力于社会，从一家到一族一乡，推至一县一府”。这句话深深影响了荣氏家风，也成为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兄弟俩谨记父训，常常教育子侄“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荣德生原本曾倾心仕途，但荣熙泰告诫他：“小官不可做，大官无此才具，安心商业，亦能发达”。在父亲指引下，荣德生认清自己更适合经商报国，而从政并非所长。这也从反面体现了荣家重商而不恋官禄的价值观。
日后，荣德生极力效法实业家张謇，以实业兴乡：他投资家乡的基础设施，捐资修桥筑路；热心教育慈善，在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并慷慨资助江南大学的创建。荣氏独资创办的江南大学延聘了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等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授，这些人在学术上成就斐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荣德生本人生活简朴、为人谦和低调，但在公益事业上毫不吝啬。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从创业初期就融入了荣氏家族的价值观，成为家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荣家通过言传身教，将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让后代明白财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在荣氏看來，“家”不仅指血缘家庭，更包含家族所处的社区和国家；兴家与报国、利己与济人，在荣家的信念中从来不是对立面，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使命。
第二章
“面纱大王”：黄金时代的巅峰与阴云
荣氏企业真正的腾飞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乱使欧美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东方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发展良机。荣氏兄弟认定这是放手大干棉纱和面粉业的绝佳时机，因为战时民生所需的衣物、粮食需求有增无减。
1914-1918年间，荣氏趁势扩张，不仅企业规模激增，财务状况亦大为宽裕。在荣宗敬的带领下，荣氏企业大举进军上海租界的工部局面粉交易市场，与外商一较高下。战后的20年代堪称荣氏家族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到1931年前后，荣家已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遍布上海、无锡、汉口等地。
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俩也因此名震一时，被公认为中国民族实业界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在当时，“面粉要吃荣宗敬的，布要穿荣德生的”成为社会流传的写照。这一时期的荣氏家族，不仅财富剧增、产业广大，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在民族工商业领域的领袖地位。
荣氏的成功要素在这一阶段进一步体现和巩固：首先，战略专注与前瞻性眼光使他们选准了高需求、高壁垒的行业；其次，稳健的内部治理结构（兄弟分工制衡）保障了企业既能高速扩张又不失控；再次，优良的信誉和金融运作能力让荣氏在资金短缺的年代里如鱼得水，通过银行贷款和资本运作不断滚动发展；最后，家族内部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也初见成效。荣氏兄弟不仅自己勤于学习西方企业管理知识，还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例如，荣德生的幼子荣毅仁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接受了中西融汇的高等教育。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家族第二代开始逐步参与企业管理，为传承做准备。此外，荣氏企业在管理上也开始出现职业化的萌芽，虽仍以家族成员为主导，但已聘请了一些职业经理和技术人员辅助经营。这为后来家族企业的现代转型埋下了伏笔。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把荣氏家族推向存亡攸关的严峻关头。淞沪会战后，日军于1937年底占领上海，荣氏在江南的大部分工厂陷入停顿或遭破坏。面对外敌压境，荣宗敬、荣德生以民族大义为重，宁可企业受损也坚决不与日伪合作。
荣宗敬曾严辞拒绝汪伪政权提出的让其出任维持会头目的拉拢，表示绝不为侵略者撑腰站台。据史料记载，1938年5月，在战局吃紧之时，年逾花甲的荣德生从内地返回沦陷的上海，宣布退出一切公开商务活动，闭门谢客，以示不与敌伪合作。他以收藏古籍书画度日，静候时局好转，同时暗中支持抗日力量。这种“韬光养晦”的姿态其实是在保护家族和产业，避免被日军控制利用。
日军和汪伪政权并不甘心荣氏势力的退出。1941年起，侵华日军多次策动收购或接管荣氏企业。尤其对荣家旗下最大的纺织企业申新公司，日方企图并入日本丰田纱厂版图。汪伪政权的外交部长褚民谊亲自出面游说荣德生出售工厂股权给日方，并在上海国际饭店设宴威逼利诱。荣德生以身体不适为由不予会见，派出次子荣尔仁赴宴应对。荣尔仁当面回绝了卖厂要求，转达父亲绝不合作的立场。传说席间楚某恼羞成怒，威胁道：“半个中国已经是日本的了，区区两家小厂还放不下吗？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家父子毫不退让，荣德生甚至放出话来：“宁可拼死不屈，也决不卖厂！”他还在自宅悬挂一副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以明志于世。这八字箴言道出了荣氏家族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定信念：只要心正，无畏邪佞；只要意诚，言出必践。最终，日伪当局因投鼠忌器未敢对荣德生下毒手。但荣氏为此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不少工厂因拒不合作而被日军强占、洗劫，家族资产损失惨重。
即便如此，荣氏家族在抗战中的表现仍无愧于“民族资本家”的称号。他们拒绝与敌为伍，保全了民族工业的尊严。这一时期家族的抉择，凸显出荣氏独特的价值观：在家族利益与国家存亡发生冲突时，他们选择舍弃前者、成全后者。这样的担当为荣氏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也为后来能在新政权下获得信任埋下伏笔。
抗战胜利后，本以为可以重整旗鼓的荣氏企业，却陷入国共内战与国民政府贪腐的漩涡中。战后中国政局动荡、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和官场腐败令工商业者苦不堪言。荣德生满怀复兴实业的愿望，积极投入战后企业重建，并曾希望通过政府向日本请求战争赔款以补偿家族损失。但随着内战加剧，国民党政府对民间资本的搜刮愈演愈烈。
首先是苛捐杂税令企业不堪重负。荣德生痛斥当局“苛税横征，猛于虎”，指责国民党的重税政策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政府不仅层层加码征税，还经常指派荣氏企业摊派沉重的军粮、债券任务；地方军政机关更是变本加厉，强行借贷、勒索要款成为家常便饭。荣德生愤懑地发现，民国时期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之恶劣，超出了常人想象。荣氏这样守法经营、乐善好施的企业家，反而在国民党统治后期频频遭难。
更危险的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要求工商界购买巨额“二五”国债，荣宗敬因拒买50万元而触怒蒋介石。蒋以“平日拥资作恶、劣迹甚多”等莫须有罪名，下令查封荣宗敬在无锡的产业，通缉其本人。荣宗敬被迫一度避走他乡。这是荣家首次与国民党当权者正面冲突，暴露了政商关系的脆弱。
而荣德生更是遭遇了一次离奇绑架案。起绑票案实为军警勾结所为，绑匪持有军方机关签发的“逮捕证”，乘坐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车将荣德生掳走，索要巨额赎金。一时间舆论哗然，众人皆疑是军方串通匪徒作案，迫使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荣德生被劫持一个多月，最终以家属缴纳50万美元赎金才获释。随后军方侦破此案，证明幕后主使正是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行凶者乃其部下毛森等特务。虽说主犯伏法，但荣家为酬谢军警“救援”又破财60余万，实乃破财消灾。
此后，国民政府对荣氏的打压有增无减。1948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金圆券），强令民间缴交黄金、美钞等外汇资产。荣宗敬长子荣鸿元因被指“私藏外汇”而遭政府起诉，卷入所谓“外汇案”。尽管荣家辩称外汇系企业正常需求，但当局仍借机罚款搜刮，致使荣鸿元蒙受巨大损失。雪上加霜的是，解放前夕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吞民财。1949年初，上海地方法院受理了一系列针对荣家的指控，甚至荒唐地把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败仗都诬赖为“吃了荣家发霉变质的面粉所致”！这一系列构陷几乎将荣家推到破产边缘。上海地方法院于5月25日公开审理此案，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已兵临上海城下，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行将覆灭。荣毅仁案最终因解放军入城而不了了之，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彻底让荣家父子心寒失望。
面对步步紧逼的危局，家族内部也产生不同选择。荣宗敬早在抗战期间病逝，家族舵手只剩荣德生一人，他坚持“生平未尝作恶，焉用逃往国外”，表示绝不弃企潜逃。在他看来，自问问心无愧，就没有必要背井离乡躲避。这一选择体现了荣德生恪守的做人和经商底线：“不为非作恶”是他一生的信条，也是荣氏家族的核心价值之一。正因如此，哪怕环境恶劣，他依然选择留在祖国土地上，苦撑企业度过难关。
然而，荣德生的许多子女和旁支家眷则未必都抱有同样想法。当时一些家族成员选择了向海外转移，寻找安全落脚点。荣德生的长女荣辑芙因婚嫁关系早年去了台湾，她的丈夫魏道明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外交部长。还有的荣氏亲属在抗战后移民到了美国、巴西等地发展。
可以说，到1949年时，荣氏家族已经出现“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外迁”的局面：留在大陆的，以荣德生及其幼子荣毅仁为代表；外迁的，则有荣宗敬的部分子女和荣德生的部分子女，分别旅居于港台及海外。这样分散的结果，一方面为家族保留了海外的人脉和资产火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荣氏原本紧密的家族企业网络被撕裂。正如许多中国传统家族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遭遇的命运一样，荣氏家族在内外交困之际也面临传承的严峻考验：企业版图支离破碎，家族成员各奔东西，如何保住家业、延续香火，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第三章
“红色资本家”：新旧交替中的抉择与浮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和统战策略。这对历经磨难的荣氏家族来说既是挑战也是转机。面对“去留抉择”，荣德生之子荣毅仁做出了影响家族命运的关键决定：留下来，跟新中国站在一起。当时，大多数像荣家这样的工商巨头选择了携资撤往香港或台湾，以保全财产和自由。然而33岁的荣毅仁没有随兄妹远走高飞，而是留在了上海老宅。
他的理由后来被概括为一句话：“与其流亡海外坐吃山空，不如留在新中国还有一番作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一，荣毅仁在战后几年亲身经历了国民党的种种盘剥，目睹旧政权的腐败和对家族的伤害，心理上已对新政权产生认同和期待；其二，荣氏家族的爱国传统和道德坚守使他倾向于相信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理念，并希望通过合作来重振家族声誉。可以说，这一决定体现了荣氏家族“与国家同命运”的价值选择，也为荣氏从民族资本家向“红色资本家”的转型揭开序幕。
建国初期，政府采取公私合营政策，对民族工商业逐步改造，但并非一刀切没收。荣毅仁留在大陆后，主动配合政府的政策安排。荣氏原有企业在战争末期已残破不堪，新政府允许荣家暂时自行恢复经营。凭借多年管理经验，荣毅仁带领团队对工厂进行修复，使生产得以恢复。他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朝鲜战争爆发时，带头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前线。
这些举动为他赢得了共产党高层的好感和信任。毛泽东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肯定荣毅仁的爱国行为，称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率。陈毅市长也公开登门拜访荣家，以示政府对开明资本家的尊重。荣毅仁敏锐地意识到，新政权需要树立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的典型，以证明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而荣家完全可以扮演这个“模范”。于是他愈加积极地参加各类政治活动，加入上海市工商联和有关政协组织，逐渐从商界人士转型为统战界的知名人物。
1953年，全国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荣氏家族庞大的企业来说，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归属转换”。在这个问题上，荣毅仁再次展现了高瞻远瞩和果断魄力。他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震惊的决定：将荣家全部企业的产权无偿献给国家。1956年，随着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荣毅仁将茂新、福新、申新等所有荣氏工厂悉数并入公私合营企业序列。政府根据当时政策给予荣氏家族一定的经济补偿。据记载，荣家在1956年获得了约600万元的国家补偿款。这笔款项相对于荣氏企业的庞大资产也许不算丰厚，但在当时新中国财政极其困难的背景下已属不易，而且象征意义更大：国家承认荣氏多年积累的价值，并给予名誉上的褒奖。
荣毅仁对这笔补偿相当配合，他不仅自己带头领取，还公开表示“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借此机会宣传新政权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据媒体报道，荣毅仁当时还特意返回上海领取补偿款，以扩大这一利好政策在国内外的影响)。荣家其他成员也在他的劝说下交出了各自产业的经营权。就这样，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荣氏私产正式画上句号，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
从企业传承的角度看，荣毅仁这一系列举措表面上是将祖业拱手让出，但深层次来看却是家族战略的重大调整：荣氏选择以退为进，将家族角色从“企业所有者”转换为“国家合伙人”。这个决定有着清晰的逻辑：既然私有产权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已难保全，不如顺势而为，将企业交给国家，自己则成为掌管国营企业的“当然人选”。
事实也正如此，公私合营后，荣毅仁出任了许多原荣氏企业的董事长或经理职务，在新体制下继续管理企业运作。他还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兼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57-1959年）。这些任命使他得以将家族在工商业的经验和人脉直接转化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荣家失去了名义上的私产，却赢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新的发展平台。从家族传承的角度，荣毅仁以牺牲个人财富换取政治信任，为家族在红色中国中谋得了一席之地。这种“存股于国”的策略在当时的民族工商业者中极为罕见，彰显了荣氏家族非凡的适应力和远见。
然而，历史的激流并不因此停歇。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荣毅仁和其他“统战明星”一道，被裹挟进新的政治浩劫中。对于曾经的资本家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磨难。文革初期，激进的红卫兵把矛头对准了一切“牛鬼蛇神”，荣毅仁虽然身居高位但并非中共党员，保护伞有限，很快被揪斗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他的家产早已公私合营，但“资本家”的帽子仍令人群情激愤。造反派在大字报中罗织他的种种“罪行”，甚至指责他当年上缴国家的财产不干不净。这些莫须有的指控让荣毅仁一家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造反派一度冲击荣宅，威胁要“打倒黑资本家”。荣毅仁被剥夺了一切职务，抄家批斗接踵而至，其家庭陷入惶恐。妻子杨鉴清被迫与他“划清界限”，子女们也受到牵连，正常的学业和工作中断。据回忆，荣毅仁在此期间一度被下放到工厂当清洁工，每日扫地度日。曾经显赫一时的企业家、共和国的座上宾，如今沦为被辱骂殴打的对象。
所幸，荣氏家族在危难中并未被摧毁，一个关键人物的暗中庇护发挥了作用——他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深知荣毅仁对国家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早在文革初期就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荣毅仁一定要保护好。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然而，由于荣毅仁不是中共党员，无法通过党内正式途径豁免迫害，周恩来采取了非常规手段予以拯救。他指示纺织工业部派出工作组进驻荣宅，以“军管”名义将其置于掌控之下。当时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了这一任务。他们安排忠于周恩来、同情荣家的造反派进驻荣府，“保护”夫妻二人免受其它红卫兵组织侵害。
在特殊年代，这是周恩来能够运用的巧妙方法：用一个造反派去挡住另一个造反派。事实证明此举极为有效，荣毅仁夫妇虽然在文革中饱受侮辱，但总算保住了性命，家庭财产也未遭彻底清洗。这背后，既有周恩来的照顾，也与荣毅仁本人长期以来的低调谨慎作风分不开。相比某些资本家张扬的生活方式，荣家一贯克勤克俭、行事低调，荣毅仁平素待人谦和，不摆富豪架子，在老工人和下属中口碑良好。这使许多造反派也对他存有一分尊重，不像对待那种“作恶多端的大贪污资本家”那般痛恨。可以说，荣氏家族在文革暗夜中幸存，既是历史的幸运，更是其自身修为和善缘的积累。
文革的冲击波也波及荣氏散居海外的亲人。由于政见和环境不同，荣氏家族内部此时已分成几支：荣毅仁一家坚守大陆；部分兄弟姐妹旅居香港、美国等地。从表面看，家族的纽带似乎日渐松散。但令人动容的是，在荣毅仁身陷逆境时，海外的荣氏亲属依然牵挂支援。据说，荣毅仁的姐姐、当年去了台湾的荣忆珍（荣德生之女）通过曲折途径从香港寄来生活费接济弟弟一家；而旅居海外的荣家侨亲也有人在国际场合为荣毅仁鸣不平，向周恩来表达关切，希望他能平安。这些虽是传闻琐事，却展现了荣氏家族血浓于水的情谊和凝聚力。正如当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同心同德共赴险境一样，荣氏后人在乱世中仍惦念彼此，形成了一张无形的支持网络。家族内部这种互助与信任，成为荣氏度过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
1976年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中国迎来了新生机。拨乱反正的春风首先为荣毅仁这样的统战人士平反昭雪。他迅即恢复名誉和自由。更大的机遇接踵而至：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亟需打开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而创建这一窗口的重任，就落在了荣毅仁身上。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寻觅能够代表中国形象、又熟悉资本运作的人选时，很自然地想到了荣毅仁。他既有深厚的工商背景，又在国际上享有声誉，是理想的“红色资本家”代言人。据说，当邓小平提出设立“中信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亲自点将由荣毅仁出任董事长。
就这样，荣毅仁在62岁高龄再度出山，组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对外投融资窗口公司——中信集团。1979年，中信在北京成立，作为国务院直属的“特区”机构，可以不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在金融、贸易、工业投资等领域先行先试。中信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开始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而荣毅仁则成为这张闪亮的“改革开放名片”。
荣毅仁治下的中信集团，以灵活高效著称，被外界誉为“中国的财团新秀”。他充分发挥自己在国际工商界的人脉，与如亨利·基辛格等西方政商名流建立联系，为中国引进资金和技术牵线搭桥。据记载，80年代初中信公司刚成立时，国外投资者对中国信心不足，不愿投入。荣毅仁亲自出访游说，多次以个人信誉作保，才逐步赢得外商的信任。
他提出“外资引进来，内资走出去”的双向策略，使中信迅速开展起银行、证券、信托、咨询等多元业务。在他的主持下，中信率先在东京、纽约等地设立办事处，发行中国企业第一笔境外债券、建立第一个境外上市窗口公司等，创造了众多“第一”。这些突破不仅为中国吸引了宝贵的资金和管理经验，也令荣毅仁本人蜚声国际。他多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财富》杂志的专题报道，被誉为“中国经济开放的建筑师之一”。
在企业治理方面，荣毅仁将荣氏家族一贯的务实创新精神带到了中信。他主张“不走老路，不拘成规”，给予中信较大经营自主权，仿效国际投行模式，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行契约化、人性化管理。一些熟悉中信的人士评价，中信颇有几分荣氏早年家族企业的风格：内部团结，决策高效，注重信誉，勇于开拓。当然，不同的是，中信不再是荣家私产，而是“亦官亦商”的央企。这也意味着荣毅仁必须妥善平衡国家、企业和家族三方的利益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荣毅仁唯一的儿子荣智健。荣智健出生于1942年，是荣毅仁的独子，自小受家族重视。他少年时代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的是红色教育和严格的知识训练。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成为一名理工科高材生。
然而，其仕途并未按典型“红二代”路线在内地发展。相反，在父亲荣毅仁的安排和支持下，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荣智健只身前往香港闯荡。据一篇报道披露，荣毅仁拿出约100万港元作为对儿子的创业支持资金，鼓励他在香港自行创业积累经验。彼时，荣智健36岁，从未真正涉足商场，这笔启动资金和父亲的声望成为他叩开香港商界大门的敲门砖。荣智健先是在港创业电子零件生意，据说几年内就颇有成就：到1984年前后，他个人财富已增长至4亿多港元。这段自主创业经历，不仅让荣智健积累了商业实战经验，也证明了他并非徒靠父辈余荫——他有自己的胆识和经营才能。
1986年左右，荣智健结束自主创业，正式加入父亲创办的中信公司，在香港担任中信香港子公司的负责人。中信选择派荣智健负责香港业务，一方面是对其才干和经历的认可，另一方面显然也有家族血脉的因素。在荣毅仁授意下，荣智健开始执掌“中信泰富”——中信集团在港的重要投资公司。可以说，这是荣氏家族传承的一种特殊形式：父亲以国家名义创办企业，然后在适当时机让儿子进入关键岗位，实现家族影响力的延续。与传统家族企业父传子继不同，这种传承隐秘而高明，既保全了家族利益，又不破坏国企的制度框架。
在荣智健领导下，中信泰富大展拳脚，活跃于香港和海外资本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荣智健带领中信泰富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电信、地产等多个领域，业绩斐然。2000年前后，中信泰富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均居香港红筹股前列。2002年，荣智健本人以近10亿美元身家荣登福布斯“中国首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官二代”问鼎富豪榜的少见案例，引发舆论关注。
人们惊叹于荣氏家族的长青不衰：创富一代荣宗敬、荣德生是民国首富；荣毅仁在计划经济时代虽谈不上首富，却以特殊身份拥有巨大资源；荣智健又在市场经济中成为首富，荣氏竟跨越三代长盛不衰。很多评论将此归结为荣家良好的教育和传承智慧。例如，荣智健自己曾谦虚地说：“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业。”这既是对父辈人脉资源的承认，也反映出荣氏家族传承的独特模式：父辈为子辈搭建平台，子辈凭自身努力将之发扬光大。
到了21世纪初，荣氏家族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局面：家族成员广泛分布于政商学各界，多点开花，彼此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在大陆，荣毅仁作为国家副主席（1993-1998年）功成身退，进入半退休状态；在香港，荣智健领军中信泰富呼风唤雨；在海外，荣宗敬、荣德生其他后代有的成为专业人士，有的经营实业。例如，荣宗敬之孙荣康信在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副总经理，荣德生之女婿李国伟则早年在内地、香港创办多家实业公司，还有的第四代后人活跃于北美、澳洲商界。
荣氏家族俨然从一个企业集团，演变为一个松散而多元的家族网络，散布在全球各地。这种“星散式”的家族格局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降低了家族整体的政治与经营风险，任何一处遭遇不测都不致令家族元气大伤；弊端则在于家族凝聚力和统一经营难以为继，各支系各谋其政，家族内部的联系相对淡化。
不过，荣氏家族似乎用“低调”二字将众人维系在共同的精神传统中。无论是荣智健在香港，还是其他荣氏晚辈，他们大多秉持低调作风，不张扬家世，不以权势自居。这与荣家长辈长期教育分不开：荣毅仁常告诫子女要谦逊务实，切忌铺张炫富。他曾提醒荣智健，“你的行为显然与荣家‘兴资助国’的家风不符”，要他保持荣家本色，不要被浮华冲昏头脑。
荣智健在商业场合往往衣着简朴、言谈谨慎，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即便荣登首富也鲜有公开高调庆贺。这些细节体现了荣氏家族的内在精神纽带：不论身处何地、何种体制，荣家后人都谨守祖训，保持谦逊与勤勉的品格，把家族荣誉看得比个人财富更重。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使得遍布各地的荣氏族人一旦面临家族大事，仍能统一步调、守望相助。
就在荣氏第三代意气风发之际，一场意外危机悄然而至，对家族既是打击也是警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荣智健执掌的中信泰富因投资澳元累计期权巨亏155亿港元，爆出震惊市场的“炒汇巨亏案”。原本业绩优良的中信泰富一夜间濒临破产边缘，股价暴跌，市值蒸发超过75%。
消息传出，香港金融界哗然。当年67岁的荣智健一向以稳健著称，这次却犯了如此低级的风险错误，引发各界质疑。香港证监会和商业罪案调查科随即介入调查，怀疑公司管理层是否有造假或欺诈行为。荣智健虽极力解释自己“不知情”，但这场灾难终究令其声名受挫。
中信泰富巨亏事件无疑是荣氏家族的一次重大失败，但亦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和警示。
首先，它暴露了企业内部风险控制的不足和管理上的松懈。荣智健长期独揽决策，又启用了自己的女儿担任财务高管，家族式管理模式在现代金融企业中潜藏隐患。过度信任少数人、忽视制度监督，最终导致决策失误无人纠偏。
其次，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家族传承到第三代时可能出现的心态变化：创业一代勤俭谨慎，守业二代务实稳健，而到了财富鼎盛的第三代，往往更有冒险意愿，甚至滋生盲目自信。荣智健或许正是在顶峰时忽略了“如履薄冰”的祖训，没有有效防范极端风险。
再次，从家族与国家的关系看，中信风波后，国家迅速加强了对中信系公司的掌控，最终在2014年将中信集团整体资产注入香港上市平台，实现了央企整体上市。这意味着荣氏家族在中信体系中的特殊影响力进一步被稀释，家族企业正式演变为纯国有企业。对荣氏而言，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家族需要接受的现实——家族荣光不可能永远捆绑在国家企业上，终有分离的一天。因此，荣氏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或者退居幕后，让财富以更隐秘的方式传承。
令人欣慰的是，经历此劫之后，荣氏家族依然保有可观的财富和声望。荣智健辞职后选择低调避风，其子女亦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但据消息人士透露，荣家早已在海外配置资产，家族财富并未因一次巨亏而元气大伤。荣智健本人仍在香港和内地拥有大量物业及投资。
荣氏家族在退出中信泰富后，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蛰伏与调整期。财富的表象渐渐退去，真正留下的，是那套在百年积累中沉淀下来的精神底色——“戒欺为本、实业兴学、义利并重”。这不仅是一种经营信条，更是一张代代相传的精神契约。
进入近十余年，荣家的事业版图虽不再高调，却在悄然重组。以隆源企业控股为核心平台，家族重新布局地产、资源及股权投资等领域，保持稳健的资本运作节奏。荣智健退居幕后后，由次子荣明棣接掌家族企业要务，出任隆源企业控股董事总经理，并担任香港无锡商会会长。他频繁往返沪港、锡港之间，推动生物医药、科创及产业园区合作，延续家族“实业报国”的传统。
与此同时，女儿荣明方早年负责中信体系下的信息科技与互联网业务，积累了技术与通信行业资源；离任后，她依旧关注新兴科技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以较为低调的方式参与投资与顾问工作。长子荣明杰则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更多在家族层面参与投资与资产管理事务。整体上，这一代人选择从大型国企的显性平台，转向家族资本与商会平台的隐性影响力，延续着“富而有道”的行事方式。
另一支脉系中，荣毅仁之女荣智婉在澳门及内地文化教育领域深耕多年，曾任职于多家公共机构和基金会，并在澳门教育、文化及公益团体中担任要职。她低调务实的风格，与荣家一贯的行事准则一脉相承——以教育和公益作为家族精神的现代化延伸。
历经百年风雨，荣氏家族早已超越了财富的层面。那种对诚信、实业与社会责任的坚守，正通过第四代的沉潜与布局，悄然续写着新的篇章。
第四章
传承的奥秘：三代人的教育、关系与家风
回望荣氏家族百年历程，其家族治理结构、传承机制、教育理念和关系模式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每一步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也体现出家族独特的适应智慧。
治理结构：从兄弟合伙到“家国合一”
早期荣氏家族的治理带有传统宗族企业色彩，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核心是家长制与兄弟合伙制结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搭档时期，家族内部实行高度集权与分权并存的结构：荣宗敬为企业“一把手”，主持全局；荣德生为“二把手”，辅助管理。这种模式在创业阶段高效而稳健，既避免了兄弟阋墙，又保障了决策质量。
然而，其局限在于过度依赖个人声望与能力，一旦核心人物去世或失能，企业脆弱性陡增。1938年荣宗敬病逝后，荣德生虽成功接掌大局，但也出现了管理半径过大的问题——他既要统管上海、无锡两地业务，又要协调众多子侄，压力倍增。这时荣氏企业开始引入职业经理协助，但总体仍是家族说了算。抗战与内战期间，企业治理更多转为家族应急式决策，靠家长威望维系。
1949年后，随着公私合营，荣氏家族主动放弃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转而融入国家治理框架。可以说，荣氏将家族治理拓展到“家国一体”的新格局：企业为国有，但由家族成员经营管理，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家族托管”。
荣毅仁在50-60年代出任国营企业领导时，身边仍大量起用荣家旧部和亲友作为助手，使得企业内部实际保留了一定的家族式团队。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治理模式，为家族保留了技术和管理人才火种。到改革开放后，荣氏家族直接拥有企业的时代早已远去，他们转而通过影响力来实现“治理”。
荣毅仁担任中信董事长期间，虽然中信名义上属国务院领导，但因为荣毅仁个人权威和能力超群，他在内部享有近乎家族企业领袖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中信在80年代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荣毅仁的个人魅力和决策，带有“准家族企业”的影子。
进入第三代，荣智健执掌中信泰富，将一种混合治理模式推向高峰：家族成员领衔，职业经理团队辅佐，背后有国家资源撑腰。中信泰富作为上市公司，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构架运作，但荣智健以大股东和董事长身份，事实上拥有极大自主权。他既代表家族利益，也需对中信集团乃至国家战略负责。这种“双重身份”增加了治理复杂性，一旦处理不当容易引发问题。
果然，2008年的风险事件凸显出该模式下权责不清、监督不足的问题。事后，国家收回了对中信泰富的控制权，家族治理影响式微。由此，荣氏家族治理结构完成了一个演变闭环：从纯粹的家族企业 -> 家族与国家共治 -> 家族借国家平台托管式治理 -> 国家接管、家族退出日常经营。可以说，每一步转型都是被时代洪流推着前行，荣氏家族审时度势地调整角色，以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和长远化。
传承机制：血脉传承与精神传承并重
荣氏家族能够繁衍百年不衰，一个关键在于其传承机制的灵活性和多维度。传统家族企业多采用直系血脉继承，荣氏当然也不例外，但他们并未拘泥于形式上的“一脉单传”，而是更强调精神和价值观的传承。
在第一代向第二代的传承中，荣德生作为弟弟接续了兄长事业，体现出一种“兄终弟及”的模式。这在中国家族企业史上并不常见，通常长房长孙继承家业，而荣氏由于长兄早逝、次兄德高望重，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权杖转移。
这一过程中没有出现内斗纷争，既归功于兄弟情深，也与荣宗敬早年就对弟弟的器重和授权有关。荣宗敬在世时就有意培养弟弟参与核心管理，使其赢得上下信服。换言之，他提前进行了“接班人”培养。
荣德生上位后又刻意扶植了幼子荣毅仁，让其在企业中历练成长。荣毅仁毕业后即被安排管理家族在上海的一家面粉厂，逐步熟悉业务。这种有计划的岗位锻炼，使荣毅仁在父亲病重时能够迅速全面接管产业。可以说，荣氏在第二代传承上是成功的：荣德生选定荣毅仁接班，并给予充分磨炼；其他旁系子侄虽各有职务，但没有挑战核心的实力与意愿。再加上时代巨变，家族内部的传承矛盾被外部危机掩盖甚至化解（如部分子侄撤往海外，不再争夺家产）。因此，荣毅仁承袭家业几乎没有阻力。
第三代的传承则更为曲折复杂，因为荣毅仁没有私产可传，他能传给儿子的只有影响力和资源。荣毅仁巧妙地在80年代为荣智健创造了施展平台：先是给予资金支持让其在香港创业，随后又把他引入中信体系，等于将个人的事业接力棒交到儿子手中。
荣智健之所以能顺利在中信内崛起，一方面是其本人确有才干得到中信班底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父亲荣毅仁在中信及政界的权威为他保驾护航。这是一种隐性的“政治传承”形式：不通过法律文件或家族契约，而通过人情网络和组织安排实现家族事业的延续。
从效果看，荣智健没有辜负父亲期望，一度把家族声望推向新高峰。但与此同时，他也没能完全避免“富三代”惯常遇到的问题：例如公司内部的亲情裙带现象、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警觉性下降等等。荣智健并没有子承父业地接班中信集团总舵（中信集团在荣毅仁之后由国家指定干部接管），这显示国家对家族传承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因此荣家第三代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香港子公司实现抱负。即便如此，这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案例：一个红色家族通过“曲线救国”式的方式，将财富与影响传给了子孙。
展望未来，荣氏家族的第四代如何传承？目前看，他们大多在各自领域自主发展，尚未显现出统一接掌某项家族事业的迹象。毕竟，荣家已无显赫的家族企业需要继承，更多是庞大的财富和声名。也许荣氏第四代的传承更侧重于精神：如何延续祖辈“诚信、勤勉、爱国、低调”的家风，在个人事业中发光发热。这种无形遗产，比有形产业更为长久。
家族关系：内外兼修的平衡术
荣氏家族的人际关系处理是其成功要素之一。从内部关系看，荣氏历代家庭成员少有反目、各尽其责。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和睦是基石，他们以长幼有序、彼此尊重的方式定下了家规：即便意见相左，也不伤和气，重大决策求同存异。
这种文化延续到后代，使得荣家虽人丁兴旺却很少爆出夺权斗富的丑闻。并且，荣家子弟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难得的团结。一个典型例子是前述抗战内迁和战后重建中，各房族人互相支持。再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滞留海外的荣家成员积极为荣毅仁的中信事业牵线搭桥。荣氏内部亲情浓厚，在财富分配上相对均衡，不搞“一支独大”。据说荣德生晚年处理家事时，叮嘱子女：“各人自食其力，不可坐享祖业。”因此，每个子女都鼓励自寻出路，家族内部反而减少了内耗。良好的内部关系是家族抵御外部风浪的根本，当风浪来袭时，荣家总能“拧成一团，互助纾难”。
在外部关系上，荣氏家族展现了灵活圆融又坚守底线的风格。与政权的关系尤为关键：他们深谙中国“官商之道”，在晚清与张之洞这样的重臣结交，在民国与地方实力派周旋，在新中国则积极靠拢共产党。然而，荣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并未一味逢迎权势，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面对日本侵略者，荣家毅然决裂，不惜牺牲利益维护民族气节。面对腐朽的国民党权贵，荣家宁可吃亏也不愿同流合污，宁受罚款拒行贿赂。这种坚持原则的作风使他们虽历经坎坷却赢得各方尊重。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选择善待荣氏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的民族资本家。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甚至提到：“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这种极高评价背后，其实是对荣家在革命时期未与共产党作对、反而暗中支持的认可。同理，改革年代邓小平重用荣毅仁，也是看中了他既有资本家头脑又无资本家习气，党放心与其合作。这种良好的政商关系并非拍马逢迎建立的，而是荣氏家族多年来诚信、爱国形象累积的结果。
荣氏家族处理社交关系还体现于他们广交朋友、尊重知识群体。荣德生生前喜欢与文化人士往来，如前述他创办图书馆、资助学者，就是广结人脉的举措。这些人脉在危机关头往往发挥奇效。比如，文革期间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力保荣毅仁，就是因为他们与荣氏早有共事之谊，认同荣家为人。
荣氏还有一个特点：乐于慈善，低调行善，因此在社会上口碑极佳。这为他们赢得“民心”。当荣毅仁文革挨批时，不少老员工在私下同情护卫；当荣智健2009年黯然下台时，香港不少商界巨头对他投以惋惜和敬意，认为“荣生”平素厚道，对香港贡献大。这些无形资产都源自荣氏家族代代相传的为人之道：以诚待人，仁厚处世，不恃财骄人。这也是一种长远的“关系投资”，为家族穿越风雨提供了人脉保障。
家族教育：价值与能力的双塑
家族教育在荣氏家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维系家族精神和培养接班人的关键手段。荣家教育可概括为“以小见大、以家国为怀”两条主线。
一方面，他们注重在生活细节和言传身教中培养后辈品质。从荣熙泰对儿孙的临终训诫，到荣宗敬、荣德生对子女的日常教育，贯穿的都是勤俭、诚信、谦和、担当等传统美德。例如，荣家长辈严格要求子女不摆阔气、不得欺凌弱小，荣毅仁青少年时就被父亲送去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体察民间疾苦，从而懂得企业责任。这种“吃苦教育”令荣家子弟即使家境富裕，也保有质朴作风。
另一方面，荣氏又十分重视现代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深知“后代要读点书”的重要性。早在民国初，荣德生就让儿女接受新式教育，儿子荣鸿元留学比利时，女儿们也多受过良好教育。荣毅仁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不仅学到专业知识，更练就一口流利英语，广交中外朋友，为后来游刃外交场合奠定基础。荣智健则被送进国内顶尖工科大学训练理工思维。这些教育投资体现了荣家对“知识传家”的理念认同。
更难能可贵的是，荣氏家族在教育子弟时注重家国情怀的灌输。他们常以家族兴衰史为教材，提醒后人：荣氏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顺应了时代、贡献了国家；一旦忘记社会责任，家族也无法长久。
荣毅仁就曾对年轻一代说：“荣家的财富来自社会，也应服务社会。”二十世纪90年代，当一些新兴富豪奢靡炫富时，荣毅仁在家族会上重申荣氏的价值观：“兴资助国，厚德载物”。他以祖辈抗战不卖厂的故事教育子孙，要有民族骨气；以自己文革被保护的经历告诫后人，要积善行德才能逢凶化吉。
这些“家训”在荣氏后代心中埋下了价值坐标，使他们在各自人生道路上不至于迷失方向。可以说，荣家的核心精神财富正是通过家族教育一代代薪火相传。相比之下，具体的经商技巧反而是次要的——那些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和专业学习获得，而唯有家族独有的价值理念，须由家族自身传递。
荣氏家族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开放与包容。他们不把子女局限于家族企业的框框内，而是鼓励他们“各尽其才”。荣智健创业之初并非接手荣家旧业，而是另起炉灶，这是父亲有意让他自己闯天下、练能力。荣家的女孩们也得到平等重视，分别在医学、财会等领域受教育并就业，有的虽没有从商却在专业领域建立成就。荣家并未因性别或传统偏见而剥夺她们的发展机会。
这种开明态度为家族积累了多元人才。荣氏通过联姻还吸纳了不少优秀基因和资源，例如荣智健迎娶“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任顺弥，有助于融合香港工商界资源；荣毅仁之女嫁入澳门马万祺家族，亦拓展了家族在港澳的影响力。这些都体现了荣家教育和人文理念的开放性：以广阔的胸襟吸收新知识、新人脉，为家族不断注入活力。
总结而言，荣氏家族的教育传承融合了中华传统家教的精髓与现代教育的优势，塑造出一批又一批既守正又创新的后代。他们身上兼具“君子儒商”的气质和现代企业家的才能，这正是百年家族长盛不衰的重要人力资本。
第五章
独特性探源：荣氏家族为何与众不同？
将荣氏家族与同时代其他著名家族横向比较，更能凸显其独特性及成因所在。
民族资本家的旗帜
在民国年间，与荣氏齐名的工商业家还有很多，例如“棉纱大王”穆藕初、“火柴大王”刘鸿生、“面粉大王”范旭东等。然而，许多大亨虽在商界叱咤一时，却未能如荣氏般得到新中国政权的善待，甚至不少人在49年后失去了舞台。
荣氏家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成为旧时代资本家和平过渡到新社会的代表。毛泽东称他们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这一评价并未给予其他家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荣氏产业之巨，确为翘楚；另一方面则是荣氏较早地将“资本家”身份与“民族”二字牢牢绑定。他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民族义务，赢得了“爱国商人”的形象。在抗战、赈灾、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使他们在国人心目中不同于精于算计的暴发户，而更像有担当的绅商。这为后来共产党对其另眼相看打下基础。
相形之下，那些一味逐利或与殖民势力纠葛深厚的商家，难逃新政权的清算（如盛宣怀家族等）。荣氏的独特地位实际上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并重”价值观的巨大作用：他们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义利兼顾、心怀家国的商人典范，因而获得了历史的“豁免权”。这种独特性根源在于家族自身的文化选择，与江南商业士绅阶层的传统一脉相承，也契合了共产党礼贤下士、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需求。
红色资本家的横空出世
荣毅仁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其实建国后留在大陆的资本家并非只有他一个，但真正官至国家副主席、掌管亿万国资的，仅此一家。相比之下，上海“四大家族”等在大陆影响尽失，逃台或入狱。荣氏能脱颖而出，固然有个人能力因素，但更深层的独特性在于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灵活性远胜他人。
荣毅仁敏锐捕捉到共产党需要非党工商界人士辅佐的契机，将自己的角色从商人转变为“建设者”。他在50年代甚至一度加入了民建，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参政议政。这种身份转化赋予他“党外爱国人士”的新面孔，为后来崛起铺平道路。其他许多资本家要么因阶级局限放不下身段，要么因历史包袱被新政权排斥，未能实现角色重塑。而荣毅仁恰恰具有“政治企业家”的素养，游刃于统战之中。
这是荣氏家族独有的软实力，使其成为红色时代的一个“灰度”存在：非红非黑，亦官亦商。这种游走于体制边缘又深受倚重的状态，是荣氏特有的历史产物。探其成因，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独创性，以及荣毅仁个人的历史洞察力和妥协精神。他看得比同时代许多人都深远，愿意牺牲旧身份、旧利益去获取新生。这种胆识与洞察在同时代民族工商界中罕有人能及，因此造就了荣氏的孤例地位。
跨越体制的财富传奇
荣氏家族还有一大独特成就：实现了家族财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新增长。许多红色时代留下的资本家后代，因政策所限并未在改革中成为巨富，反而是草根创业者如温州商人、广东个体户后来居上。但荣氏家族通过荣智健的努力，再度问鼎华人财富榜，这很不寻常。
这表明荣氏具备将政治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过人本领。荣智健的发迹既有家族背景加持，又有其个人奋斗。他作为“官二代”下海创业，本身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而他成功创富又加入国家企业之举，更是独树一帜。
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改革的特殊环境：国家希望国企与市场接轨，需要“懂市场的自己人”操盘，荣智健恰是这样的人选。可以说，荣氏家族的财富重生，本质上是一场制度缝隙中的机会。他们既非完全面向市场竞争，也不是依赖纯粹的计划分配，而是站在两者交汇点，左右逢源。
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富豪迥异，也不同于依赖垄断寻租的权贵。荣氏走出的是第三条道路。其成因除了政策机遇，还在于荣家第三代接受的“双重教育”：既有红色体制内熏陶，又懂资本市场规则，兼具两种素养，这赋予他们穿越体制界限的能力。
江南“儒商”的文化底色
荣氏家族的独特之处还和其扎根的地域文化有关。无锡地处江南，自古崇文重教、经商成风。清末民初涌现的实业家如荣氏兄弟、民族工商业先驱张謇（虽是南通人但与无锡商圈互动频繁）等，都深受江南新儒商文化影响。他们往往兼具儒家修养与商业才能，被称为“儒商”。
荣氏兄弟以儒家修身为本，如荣宗敬笃信《中庸》诚意正心之道，荣德生敬佩先贤张謇，乐于兴学育人。这种文化底色塑造了荣氏独特的企业伦理和传承方式。有别于一些北方或沿海商人家族纯粹逐利或宗族宗法色彩浓厚，荣氏更像江南士绅群体的一部分，讲究义利平衡、书香传家。他们编修族谱、兴办族学，传承孔子门风（族谱称荣氏先祖为孔门弟子荣旗，可见其自我认同之深远）。
这种深厚的文化根基赋予荣氏家族稳定的价值共识和社会声望，使其更能经受风浪考验。相较之下，那些暴富崛起、缺乏文化传承的家族更容易在剧变中迷失方向或四分五裂。因此，荣氏家族的成功背后，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江南士绅文化的滋养和数代人的文化自觉。这也是其区别于很多纯商业家族的独到之处。
“通往西方”的视野与格局
荣氏家族自创业起就表现出超越一隅的胸襟和视野。荣宗敬早年辗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经营，荣德生也游历广东、香港，在年轻时就接触国际贸易（在钱庄工作已处理外汇汇兑）。一战时荣氏就大胆开拓海外市场，产品远销欧美，并亲自参加国际博览会。这种国际化经营在当时的民族企业中走在前列。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更是成为沟通中国与西方投资界的桥梁，被誉为“中国通往西方的窗口”。他频繁接待外宾、出席国际经济论坛，为国家招商引资竭力奔走。其子荣智健则长年驻香港，建立了覆盖东南亚、澳洲的商业网络。
荣氏家族由此在世界多地留下足迹和资源。荣氏可以说是一个散布全球的大家族。这种国际化网络和视野，使荣氏家族的信息获取和机会把握能力远胜封闭式家族。他们能借助海外关系在不同制度间调配资源、寻找庇护。当国内政治风波突起时，荣氏至少在海外尚有退路或支持者；当国内需要走向世界时，荣氏又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和人脉可用。相比许多固守一地的家族，荣氏的全球化特征无疑是其独特竞争力。这固然得益于时代机遇，但亦离不开家族成员勇于走出去、善于融入异域的开拓精神。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荣氏家族之所以独特，背后是文化传承、历史选择、地域环境、国际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身上既有普遍规律（如勤勉诚信带来成功），也有无法简单复制的特定条件。但正是这些成就了荣氏家族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结语
夜色沉沉，我们翻阅完荣氏家族百年的家族故事。从无锡荣巷的钱庄学徒，到民国时期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再到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最后到改革开放中重返财富之巅——这个家族的命运曲线，几乎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他们的故事里，有太多值得咀嚼的东西。
荣氏兄弟那句”衣食半个中国”的豪气，背后是实业救国的赤诚之心。荣德生面对日伪威逼时挂出的那副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道尽了一个商人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抉择。荣毅仁在1949年选择留下，在1956年主动献出全部家产，在文革中忍辱负重却终获重用，这些看似矛盾的选择，实则是一种大智慧：审时度势，以退为进，在时代洪流中寻找生存之道。荣智健的大起大落，则为这个传奇家族添上了一笔警示：再辉煌的家族，也要时刻保持警醒，一旦失去对风险的敬畏，一夜之间就可能跌落神坛。
但荣氏家族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们创造了多少财富，也不在于他们在政商两界获得了什么地位。真正让这个家族穿越百年而不衰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代代相传的东西：
是荣熙泰临终前对儿子说的那句”如有余力，当尽力于社会”；
是荣德生一生秉持的”诚信不欺，保质保量”；
是荣毅仁教导子女的”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是荣氏后人始终保持的低调谦和、勤勉务实。
这些精神遗产，比万贯家财更珍贵，比显赫地位更长久。它们构成了荣氏家族的精神内核，也是这个家族能够在一次次劫波中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
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远处回望，荣氏家族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或许是：家族的兴衰，从来不是天注定，而在于人的选择。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是选择私利还是大义？是固守还是应变？是傲慢还是谦逊？这些选择，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命运走向。
荣氏选择了与国家同呼吸、与时代共进退，所以他们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荣氏选择了诚信经营、回馈社会，所以他们赢得了持久的声誉和人脉。荣氏选择了教育后代、传承价值观，所以家族精神得以延续。
但这个传奇也并非没有遗憾。2008年的中信泰富巨亏，提醒我们：任何家族都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权力的过度集中、风险意识的淡化、对制度监督的忽视，终会酿成苦果。第三代的失足，也警示后来者：越是在顶峰时刻，越要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
如今，荣氏家族的第四代已经散布在世界各地，家族企业的辉煌已成往事。但那副对联上的八个字——“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依然在提醒着所有后来人：做人要正，做事要诚，这是一切事业的根基，也是家族得以长青的密码。
夜已深，书已合。但荣氏家族的故事并未完结。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荣氏的后人们依然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延续着祖辈的精神血脉。他们或许不再拥有显赫的家族企业，或许不再占据财富榜的榜首，但那些融入骨血的家训——勤勉、诚信、爱国、低调——仍在代代传承。
这或许就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家族该有的样子：不以一时的荣辱为念，不以一世的得失为怀，而是将眼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将责任扛在更宽广的肩上。财富会散，权势会失，唯有精神，能够穿越时间的长河，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荣氏家族的百年传奇，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近现代史的风云变幻，也映照出一个家族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坚守。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家族传承，传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那些让一个家族之所以为这个家族的精神内核。
愿所有家族企业，都能从荣氏的故事中，读出自己的答案。
思想实验 | 照见自己与家族
读完荣氏家族的百年沉浮，我们不妨停下来，做几个思想实验：
- 你的”生存配方”是什么？
荣氏的起点，是荣熙泰的训诫与荣氏兄弟的务实。这两种特质的”生存配方”，既创造了奇迹，却也在特定时刻埋下了隐患——过度依赖个人魄力导致风险失控，对体制的过度适应让家族企业最终走向消解。
请审视你自己：在你的人生或事业中，驱动你成功的核心配方是什么？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是脚踏实地的执行力？是冒险的冲动，还是对风险的极致管控？
再追问一步——当这两种力量在你内心冲突时，你通常让哪一方胜出？这种决策倾向，在成就你的同时，是否也可能在你未来的道路上埋下隐患？
荣宗敬的激进扩张成就了”衣食半个中国”的辉煌，却也让企业在危机时刻缺乏缓冲。荣毅仁的审时度势保全了家族，却也让后代失去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企业。
你的”配方”，正在为你的未来写下怎样的注脚？
- 你的”金字招牌”及其代价是什么？
荣氏的成功，在于它将家族姓氏铸成了一块代表实业兴邦与家国情怀的文化招牌。这份遗产是无价的护城河，却也一度成为创新的桎梏，让家族在时代变迁时险些迷航。
请审视你自己：那块让你引以为傲、定义了你的”个人品牌”或”事业招牌”的是什么？它为你带来了怎样的优势？
“荣氏面粉”的金字招牌，让他们在市场上无往不利。但当这块招牌与”民族资本家”的身份绑定后，它既是通行证，也成了枷锁——在新中国，这个身份让荣毅仁获得信任，却也注定了家族企业必须交给国家。
但为了维护这块招牌，你是否已在不经意间拒绝了某些机会，或压抑了另一面的自己？当外部环境变化，这块招牌从资产变为包袱时，你是否有勇气打破它，重塑一个更多元的未来？
荣智健试图摆脱”红色资本家”的标签，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建立纯商业的声誉。但2008年的巨亏，让这个尝试付出了惨痛代价。
你的招牌，是在成就你，还是在限制你？
- 当权杖终将落地——你选择信任”国王”，还是”守护者”？
荣氏家族最终将经营权杖交给了外来的”国王”（职业经理人），却又在危机时刻由家族”守护者”（荣毅仁、荣智健）挺身而出。
回望你的家庭或事业：当最高权力交棒之后，你认为组织的长期安全，应该依赖于精心挑选、近乎完美的继任者（国王），还是应该依赖于一个拥有最终否决权的、忠诚的监督者（守护者）？
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既是”国王”也是”守护者”，家族企业平稳过渡。但到了荣智健这一代，他作为中信泰富的”国王”，却缺少了有效的”守护者”来约束他的冒险决策，最终酿成巨亏。
再进一步，倘若你就是那位被寄予厚望的”守护者”，你将如何定义自己的权力边界？是时刻介入，还是仅在终局时出手？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是组织的”摄政王”，还是”最后的保险”。
荣氏家族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制衡的权力，无论掌握在家族成员还是职业经理人手中，都可能带来灾难。
带着这三问，轮到你来构思——你将为自己、也为你的家族写下怎样的新剧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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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博奇，《荣氏百年：中国商业第一家族》，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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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重伊，《荣氏家族》，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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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敬本/荣勉韧，《梁溪荣氏家族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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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ITIC Group, “History,” official website.
-
Forbes, “China’s Richest,” Nov 11, 2002.
-
The Economist, “Obituary: Rong Yiren,” Nov 3, 2005.
-
W.-K. Choi, “Making Capitalism with Gangsters: Unfree Labor in Shanghai’s Cotton Mills, 1927–1937,”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